的连衣裤，有些方法近乎野蛮，如“锁阴”手术，作为一种“治疗”症状严重病人的根本方法，该手术需在男性包皮上开两个洞并用铁环穿过。部分医生甚至感到遗憾，因为没有类似的彻底方法“治疗”自慰的女性。

在19世纪，反自慰的观念达到顶峰，各种手段被用来严厉阻止青少年自慰。简单的反自慰器材包括捆起双手或穿束缚衣，平民阶层通常采用这些廉价的做法。较复杂的器材包括阴茎环和贞操带等，某些甚至利用了早期的电技术。

外科手术也大量施行，除了上文提到过的“锁阴术”，某些更野蛮的手术如尿道烧灼术、包皮口紧缩术乃至阴蒂切除术也被使用。蒂索的禁欲主张也仍具有深远影响，自慰的青少年比起疏导或安慰，得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文学、医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恐吓。

19世纪的青少年被灌输了自慰是可怕恶习，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会受到严重惩罚的观念，感到焦虑、愧疚并自我厌恶，这些恐吓在自慰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中，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的自述即表现了当时青少年的心理挣扎。相较自慰，嫖娼甚至被作为好事加以提倡。

近代

自慰损害身体的观念一直牢牢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有反对意见，也多是质疑自慰引起症状的严重程度及病程。

对于蒂索“自慰有害”的基本观念，则几乎没有异议。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反自慰的观念才第一次受到强烈动摇。

英国着名医生詹姆斯·佩吉特（Sir　James　Paget）在1875年的一篇评述文章里语气温和地指出，过度自慰与过度性行为的临床症状相似，自慰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量而非方式本身，自慰并不会引起与过度性交不同的症状。佩吉特还提到，被认为是自慰或过度性交而发疯的病人，比起因为自慰而精神错乱，更可能是因为精神错乱而自慰。佩吉特本人作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为人虔诚而重道德，其言论并非在立场上为自慰辩护，仅仅是通过临床观察形成的质疑。

同一时代也有几位医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877年，法国医生夏尔·莫里亚克（Charles　Mauriac）在文章中表示，医学关于自慰的论述充斥夸大之风，人们几乎将疾病分类学上的所有疾病都归咎于自慰。关于精神症状与自慰，莫里亚克与佩吉特持相同观点，即自慰可能是疾病的结果而非原因。

另一位法国医生儒勒·克里斯蒂安（Jules　Christian）的观点更加激烈，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克里斯蒂安直接批评了蒂索令人不寒而栗的描述。类似的早期观点大多对医学界夸大的形容提出了质疑，但包括以上三位医生在内，大多数质疑者仍保留了一些传统观念，认为某种情况下自慰确实会损害健康。19世纪末，英国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总结了之前的观点，在其着作《性心理学》的第二卷中，霭理士查阅了大量文献，做出了如下论述：自慰是一种广泛的行为，社会对青年自慰的做法纯属误诊误治。霭理士认为“有节制的自慰对健康人并不会造成严重损害”，“最明智的做法，是承认其不可避免，是文明生活长期束缚的结果”。

霭理士的前卫看法，受到了传统的强烈抨击。总体而言，早期对反自慰观念的质疑和驳斥并无明确的实验或理论依据证实，这些质疑如同蒂索及其拥趸的反自慰观念一样，是推理与思辩的结果，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推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精神分析学派是反自慰观念残余的最后一次反扑。20世纪初，严谨的医学研究已经表明之前被认为与自慰相关的疾病并非自慰所致，但自慰对健康有害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弗洛伊德将当时尚未找到明确病因的多种精神障碍归结于性，认为性是一切精神障碍唯一而持续的病因。

弗洛伊德认为，婴幼儿时期的自慰是人类发育中的特征，但随后若不能控制，自慰带来的罪恶感就会在青少年时期对人造成损害，若自慰的冲动与控制自慰的理性相冲突时，青少年就会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故青少年应当摆脱自慰的诱惑。此外，弗洛伊德对女性自慰有所偏见，认为女性没有原欲，女性自慰，以及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是一种“阴茎崇拜”，这显然是偏颇的观点。

最后，如同众多的传统观念，反自慰的观念在受到挑战后，迅速动摇、溃散，人们对其怀疑也逐渐加重。20世纪中叶，已经不需要类似佩吉特或霭理士的某个学术权威站起来反对统治社会近两百年的蒂索的观点，反自慰的观念几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撤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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