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一种酥酥麻麻的、痒痒的感觉，像春天的时候，第一阵暖风吹过冰封了很久的河面，冰层下面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开始流动、开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帮忙搬了一些新到的课本，把教室里的桌椅重新排整齐，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教她们写字。

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不是因为他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因为在她们面前，他不需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不需要戴着那个“19号”的牌子，不需要在灯光昏暗的包厢里把自己变成一件商品。

他只是一个来帮忙的大哥哥，仅此而已。

天黑之前，他跟校长和支教老师告别，坐上了回城的大巴。

大巴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窗外的夜色一点一点地浓了起来，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比他在城里看到的要多得多、亮得多。

秦绶靠在车窗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那些星星，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那种平静不是“一切都很好”的平静——事实上，一切都还很糟糕，他欠的钱还没还完，他还在做那份他不想做的工作，他还在那间隔断间里听着隔壁的水管声入睡。

但那种平静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他终于在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隧道里走了很久之后，看到了一点点光，很小的一点点，但确凿无疑地在那里。

它没有让隧道变短，也没有让他的脚步变轻，但它告诉他——你没有走错方向。

回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

他从公交站走回城中村，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路灯昏黄的光照着湿漉漉的水泥路面。

他经过卖烤红薯的那个巷口时，停了一下，看了看那个位置，烤红薯的推车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角落，地上有几片落叶，被夜风吹着，贴着地面沙沙地响。

他正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从巷子深处传过来的——有人在厮打，有人在骂，有肢体碰撞在墙壁上的闷响，有衣服被撕裂的窸窣声，还有一些他听不太清的、含混的、带着愤怒和屈辱的词句。

秦绶的脚步顿了一下。

他的第一反应是离开。

他的身体比他的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判断——这很危险，你不应该掺和，你会受伤，你帮不了任何人。

他的腿在发抖，那种熟悉的、被人按住了喉咙的窒息感又涌了上来，他的手指开始发凉，心跳加速，每一条神经都在尖叫着让他走。

但他没有走。

他深吸了一口气，攥紧了手里的双肩包带子，迈步走进了那条暗巷。

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路灯透过来的一点微弱的光，把人和物的轮廓勾勒成模糊的剪影。

有四五个人影，围在一起，像一团蠕动的黑色块。

她们在打一个人，那个人被推搡着靠在墙上，用手臂护着自己的头和脸，身体蜷缩着，像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正在做最后挣扎的小动物。

有人在踢。有人在拽头发。有人在骂。

那些骂人的话像碎玻璃一样从巷子里飞出来，扎进秦绶的耳朵里——“贱货”“婊子”“做鸡的”“不要脸”……

每一个词都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纯粹的恶意，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原始的、对人性的践踏。

秦绶听出了那个被打的人的声音，那不是陌生人。

那是金敏善。

他的脚步更快了，几乎是在跑。

他冲进那团黑影里，伸出手臂挡在了金敏善和那些女人之间。

他的身体在发抖，牙齿在打颤，但他的声音是稳的——他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们再不滚，就等着进派出所。”

他没有报警。

他手机的电量只剩百分之十几，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这条巷子的具体地址，报警也没法说清楚。

但他把话说得很真，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像一个真的已经拨打了110并且听到了接线员声音的人。

那些女人停了一下。

她们大概有四五个，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三十多不等，有的穿着紧身裙，有的穿着皮裤，有的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脸上的妆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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